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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疫线”分娩,医生与产妇成姐妹

整理:吴光于|记者

编辑:黄海波

2018年6月,我被单位选派到凉山州下面一个叫绵垭村的地方,成了一名村医。

在大凉山扶贫这一年半,每两个月可以回一次家。路很远,单程至少要折腾整整两天,遇到堵车就说不准了。

我女儿今年15岁,正在读初三,是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。我这当妈的心里,一直觉得挺亏欠她。

去年年底,当地迎接扶贫验收。我一直抽不开身,3个月没回过家。

直到今年1月10日,女儿学校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家长会,爱人去外省出差了,我只好给乡里申请,提前回了老家蓬安。

本以为这是一个轻松美好的假期,没想到疫情蔓延这么快。

蓬安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,有不少人在湖北打工、做生意。联想到当年的“非典”,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

很快,县里就有了确诊病例,好些同事写请战书。

1月24日,我接到凉山方面的通知,那边也有确诊病例,外地扶贫干部暂缓返岗。

我当产科医生20年了,去扶贫之前是我们县妇幼保健院的业务骨干。疫情时期回不了凉山,又不想闲着,于是我也向医院请战。

2月1日,院长给我打电话,说有一位正在隔离观察期的孕妇,急需特护。

孕妇的哥哥从武汉回来,和她在一个屋檐下待了4天。1月27日,哥哥感到身体不适,3天后确诊为新冠肺炎。

当时孕妇已经38周多了,临产在即。我们医院立刻组织了一个医疗团队,除了我之外,还有儿科、内科、手术室、麻醉科、检验科等十几个人。

当了20年妇产科医生,从来没有哪一位孕妇,让我们小县城医院弄出这么大动静。我和同事们都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。

组队完毕,我们坐上救护车直奔她家。由于孕妇属于密切接触者,去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——穿着防护服,戴着护目镜和口罩。

看到我们这个阵仗,她老公不太高兴,觉得我们太夸张了。

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,更是对这个小县城里的其他孕产妇负责。如果我们不幸被感染,那些孕产妇们如何就医?

第一次见到这个孕妇,感觉她浑身上下都透着焦虑——眉头紧锁,一直问我,如果她被感染,肚子里的孩子会不会有事。

她今年32岁,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宝宝,这是她的第二胎。

说实话,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们不希望最坏的结果发生,但如果真有什么问题,我们也有预案应对。

那天,我一直向她保证,会尽最大的努力,保她母婴平安。

当天的产检,体温、血压、脉搏、胎心一切正常,大家暂时松了口气。

离开她家前,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,随时跟踪她的情况。胎动如何、饮食如何、睡眠如何……说实话,我自己生孩子都没这么细致过。

2月8号,第二次到她家里去做产检。这一次,她老公的态度热情了许多。这时,离预产期只有5天,为了保证母婴安全,我们决定把她接到医院。

医院把体检区改成了独立分娩区,并把她的儿子和丈夫,也接过来陪伴她。

2月13号,胎儿已经足月了。我们每天都做胎监,与川北医学院专家随时沟通情况。

考虑到她不能排除隐形感染,为了将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,我们劝说她做剖宫产。但遭到了她和家人的坚决反对。

于是,我们整个团队又进行评估,和专家反复讨论,最终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。

2月17日,孕妇有了宫缩。第二天中午,宫缩的频率达到每20分钟一次。

我们又进行了全院会诊,考虑到她还有频发性室性早搏,我们担心生产过程太长,会增加危险性,建议她使用缩宫素催生。这次,她和家属很快同意了。

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我们甚至准备了除颤仪。

下午5点40分,产妇上了产床。整个生产的过程,我都在她的身边。产房里的3名护士,一直在给她加油打气。

产妇表现得非常棒,一步一步按照我的指令,调整着呼吸和用力。

她在产床上满头大汗,我在防护服里全身湿透。

这个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,承受着巨大的压力,忍受着分娩的痛苦,拼着命把她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。

38分钟后,一个6斤8两重的女婴呱呱坠地了。

手捧着这个特殊时期降生的婴儿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,护目镜上起了一团白雾,视线变得模糊。

就在这个时候,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产妇开始大出血,10分钟失血量达到了800毫升,我们立即进行药物处理和子宫按压。

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,产妇才脱离危险,我终于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,我们又给这一家人做了新冠肺炎检查,再次确认他们一切正常,安然无恙。

这一路走来,这位妈妈已经成了我的家人,像一个妹妹,也像一个战友。

在疫情面前,我们虽然是医生与病人,但也是彼此的陪伴,一起走过了这20天的艰难时光,这将是我从医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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